我国槟榔栽培史

　　槟榔流入中国，在西汉年间。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设置南海、交趾、日南等九郡，其中就包括海南、越南这两个槟榔产地。槟榔作为贡品进呈，现身长安，于是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第一次出现槟榔的身影。他写道：“留落胥余，仁频并闾”；仁频(频，音宾），就是今天说的槟榔树，并闾则是棕树。这个意象，在左思的《吴都赋》里便发挥成：“槟榔无柯，椰叶无阴”。南北朝时期槟榔之广泛流行，滥觞于此。同时，我们可以从史书里找出很多南海小国有关槟榔的记载。

　　例如：扶南“有甘蔗、诸蔗、安石榴及橘，多槟榔，鸟兽如中国”，永明二年（484年）上表称臣，末附贡品名单，就包括“瑋瑁槟榔袢一枚”，也就是一个玳瑁作的槟榔盘(《南齐书》卷五十八《东南夷；扶南》）。而干陁利国的槟榔，则“特精好，为诸国之极”(《梁书》卷五十四《诸夷；干陁利国》）。他们“四时皆食生菜，以槟榔汁为酒”(《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南蛮；林邑国》），“皆非麴麦所酝，饮之亦醉”(《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外国五；三佛齐》）。比起不胜酒力的以茶当酒，别饶风味。槟榔在当地虽是常见物事，可也被当作婚嫁大事的随礼，“凡嫁娶，纳槟榔为礼，多至二百盘”(《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下；哥罗拘蒌蜜》），具体的次序则是：“昏聘之资：先以椰子酒，槟榔次之，指环又次之，然后以吉贝布，或量出金银成其礼’’(《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外国五；勃泥》）。平时飨客，亦多用之；在真腊，“客至，屑槟榔、龙脑、香蛤以进”（同上），“以槟榔相遗，此风俗待宾之厚意也”(《宋史》卷四百八十八《外国四；交址》）。国王出巡，槟榔也是仪仗之一，“出乘象，则绣女执衣履、刀剑及槟榔盘以从”(《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外国四；文郎马神》）。而文化事业，也少不了槟榔的功劳，“缅国为西南夷，其文字进上者，用金叶写之，次用纸，又次用槟榔叶”(《元史》卷二百十《外夷三；緬国》）。佛家弟子，贝叶写经；南海诸王，槟叶上表。一出手都是芬芳满室，难怪这两种宝贝都能顺利传入，流衍中土。至于中国史籍中对槟榔进行详细介绍，最早则见于杨孚《异物志》。杨孚，汉和帝时（89~105年）人，贾思勰《齐民要术》引其书曰：

　　“槟榔，若笋竹生竿，种之精硬，引茎直上，不生枝叶，其状若柱。其颠近上未五六尺间，洪洪肿起若瘐焉。因坼裂，出若黍穗，无花而为实，大如桃李。又生棘针，重累其下，所以卫其实也。剖其上皮，煮其肤，熟而贯之，硬如干枣。以扶留、古贲灰并食，下气及宿食、白虫，消谷。饮啖设为口实”。

　　书中不但描述了槟榔树的形状，还介绍了药用和吃法。“种之精硬”费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一：“初生若笋竿，积硬引茎直上”，则是积久坚硬的意思。“剖其上皮，煮其肤，熟而贯之’’者，可以参见《太平御览》卷九七一引《云南记》：“云南有大腹槟榔，剖之为四片者，以竹串穿之，阴干则可久停”；好像那时候的吃法有煮制和阴干两种，煮制和今天湖南吃法相似，阴干之法，则似失传。扶留与荜茇，都是宜于热带种植的胡椒科植物，扶留比荜茇能耐低温。南洋诸岛与印度支那半岛，几乎家家种之。其花与茎叶皆具辛芬，供嚼食槟榔及调味用。今海南岛有野生者，土著呼之为grum，见胡先骑等著之《广东植物图志))。“古贲灰”者，《齐民要术》引《蜀记》曰：“又有蛤，名古贲，生水中，用烧以为灰，曰牡糲粉，先以槟榔着口中，又取扶留藤长一寸，古贲灰少许，同嚼之，除胸中恶气”。至于“下气及宿食、白虫，消谷”，则是槟榔的药用功效，因为槟榔含有多种生物碱，果实（今日所谓槟榔芯）可用为健胃剂、驱虫药，尤以治疗猪肉绦虫最有效果。皮（今日所谓槟榔花）则有治腹胀、消水肿等药效，此外，槟榔还是临床上治脚气的要药。南方古来为瘴疠之乡，所谓瘴疠，无非就是各种寄生虫、毒素在湿热天气下共同作用的结果，槟榔拥有这么多功效，自然成为琼、粵诸地人民日常卫生保健的首要副食，李开先所谓：“人言捉象还须象，疗瘴槟榔出瘴乡”(《中麓闲居集》卷三《江南倭夷作乱杀伤山东民兵》），正是这个意思。

　　至于槟榔产地更实际的情形，可从南宋祝穆的记述窥见一斑。

　　“琼人云：‘以槟榔为命其产于石山者最良，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非槟榔之利，不能为此一州也。郡城环百里绝无水，惟烈村有石井，诸村三五十里内尽焉，每每用葫芦负水以归，其人经月不盥手，每取草上露濡手。遇雨，则槟榔树下溜水瓮中，虽久不坏。在本县有琼山、白玉二村，其石皆白，似玉而润，种诸其上特美，所产槟榔其味尤佳”（《方舆胜览》卷四三《海外四州；琼州》）。

　　根据以上文献初步可以断定，我国引种槟榔的时间应为公元前110年，也就是说槟榔在我国至少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