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历史上的槟榔生产

　　海南栽培槟榔有悠久的历史，距今1400多年前梁代《名医别录》就有“槟榔味辛温……生海南”的记载。海南槟榔的种植区域基本上跟海南历史人口分布和农业开发的进程趋同，即唐宋元相对集中于东部，明清以后则扩展到中、西部。海南谚语“东部槟榔西边米”，大致概括了这个特征。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对海南槟榔产业的分布情况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槟榔产琼州，以会同为上，乐会次之，儋、崖、万、文昌、澄迈、定安、临高、陵水又次之，若琼山，则未熟而先采矣。会同田腴瘠相半，多种槟榔，以资输纳，诸州县亦皆以槟榔为业。”明末清初，除了传统的种植区域外，东北部的儋州、澄迈、临高等地槟榔种植也发展较快。东部的会同县，在明嘉靖年间“田土膏腴，竞种槟榔”，到了清初居于首位。至道光年间，这些县份仍然是槟榔种植生产的重点地区。

　　从史料所见，明清时期，海南一些州县几乎依靠槟榔生产来维持地方财税收人，如陵水县：“岁贡惟槟榔，熟而价高，少为差粮之助”（康熙《陵水县志》）；会同县：“役重，借槟榔输差”（乾隆《会同县志》）；乐会县也是“栽槟榔赖以供粮税”（康熙《乐会县志》）；“（海南）土人以是作贸易，田亩大半种此，因籍以资输纳焉”（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十）。明清海南州县赋税多是将“榔椰税”合计，各地差别较大。根据清道光《琼州府志》列举全岛各州县税收情况，笔者作了一个统计，其中，“榔椰税”占全岛税收的37%，是最多的；其次是“牛税”，占28%；而万州榔椰税在全岛各州县中，又独占26%，是最高的；其次是会同、定安、乐会、文昌、琼山、陵水、崖州、澄迈、儋县、临高、昌化。这个统计数据，从基本面反映了清代海南槟榔种植生产的情况。

　　明清时期，受岛内外市场的刺激，海南槟榔种植面积愈加扩大，各地民众不仅“耕种之暇，凿山种榔”，有些地区的田地多半用于栽种槟榔树，甚至发生与粮争地的现象。例如康熙年间，乐会县就因“多治榔而少治田”被认为“弃本而趋末”。但是也有不少人士正视现实，就事论事。

　　明《正德琼台志》(槟榔)条目下特意选录了一组“槟榔诗”，从中发现海南槟榔种植和经营的许多信息。从诗文可知，海南槟榔交易居货之首，炙手可热，众商竞争激烈。为了减少中转环节，降低销售成本，提高盈利，尤其槟榔果加工需趁季节采摘加工才能迎合嗜好者口感，众多商贩们想方设法在收获期到产地直接采购。所谓“小贩纳税月，巨商守藩篱”，“海贾寻村远问津”，为的是及时装船起运。

　　明清时期，许多地方的农民放弃了粮食生产，转业成为槟榔园的经营专业户。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提到：琼山县，农业条件不差，但“禾虽三熟，而禾亢禾余往往不给”，原因是“人皆从事贸易，不甚力耕，……多取盈于果，家有槟榔之园，椰子之林，斯则膏腴之产矣”。

　　在这些地区“槟榔弥山遍野”的景象随处可见。清代甚至出现了植树数万棵的大规槟的槟榔种植园，不仅比元明时代的“千棵槟榔园”有更大的扩展，而且从管理到收获也都雇佣农工，园主依靠长期经营赚取投资利润。如此看来，其投资规槟和雇工方式，已经初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了。

　　明清时代，黎族群众在聚居地开荒种植槟榔园的现象日趋普遍。发现于琼中县原和平公社斩对村的一块石碑，碑文记载清朝嘉庆十二年（1807年），当地黎人将槟榔园作为遗产继承并立契树碑的事例。中央民族大学也收藏一份关于黎族槟榔园财产买卖立契的材料。从上述两份材料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几点认识：①槟榔园是黎族群众世世代代经营的重要产业，且作为家庭谋生谋利的重要手段，起初多是合伙开垦几处榔园，并有财产权和继承权；②槟榔园座落在村寨周围山岭，并且常有祖坟同在，较大的榔园须雇工照管，同时负责修坟拜扫；③榔园植株1200株不等，槟榔果收入不菲；④该碑禁止头家众人私自典卖榔园，则说明在黎族地区槟榔园是可以典卖的；⑤头一份碑文没有交待要交租纳税的问题，说明某些黎村有例外；而后一份契约则交代槟榔园应由买方“耕助纳”，即要承担相应交纳槟榔税的义务6槟榔的种植要经过育苗、移栽、照管等环节，经过几年栽培便见开花结果。槟榔树对土肥要求不严，适宜岭土坡地和家前屋后栽培。由于海南岛光热充足，雨量充沛，只要种苗优良，照管得当，可望有十几年稳定的收成。作为一种热销数省的农产品，关键问题是如何对成熟果实进行加工和储运。

　　海南民众很早就掌握了槟榔的分类加工和储存包装的一套技法。如东汉杨孚早已记述加工槟榔“剖其上皮，煮其肤，熟而贯之，硬如干枣”，这就成了槟榔干。宋代周去非和赵汝适在其著述中都详细介绍槟榔的加工方法：“春取之为软槟榔，鲜极可口；夏秋采而干之为米槟榔；渍之以盐为盐槟榔；小而尖者为鸡心槟榔，大而扁者为大腹子”。“槟榔白”也可食用。所谓“槟榔白”，指的是槟榔花和花苞，经加工可服用，清热解毒有疗效。此外，还要根据中医治病和药房配制成药的要求，对槟榔的各品种成份进行加工，既要保持药用特性，又满足市场需求。

　　槟榔果先要避开阴雨天采摘，尔后要经过蒸焖、分切、腌制、串连、晾晒等工艺流程，每一个环节技术出现偏差，会直接影响其色香味。槟榔加工还要考虑到各地消费者的不同口味和需求特点，比如：海南人喜欢食用榔青，“味厚而香”；钦廉、新会、西粤、交趾人喜食熟制槟榔肉；高州、雷州、阳江、阳春人食用干焦连壳的“枣子槟榔”；惠州、潮州、东莞、顺德人食“心小如香附”的干槟榔；广州、肇庆人食盐渍的盐槟榔。在营销过程，海南民众还发明了一种替代荖叶的配料，既解决了荖叶保鲜期过短之虞，又使平时吃食槟榔更为方便。

　　唐宋时期，随着海南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和港口津渡的建置，海商货贩纷纷从大陆各地往返于海南进行各种商业活动，尤以粤、闽、东莞、新会、潮州、北海籍海商为多。历至明清两代，在历史上开发较早、经济比较发达的府城州县治所和港埠，形成了槟榔批发市场和商人会馆。

　　乾隆、嘉庆年间，高州商人捐资在海口建立了高州会馆。高州商人主要从高州、安铺等地把米运到海南销售，同时采购槟榔运销岛外赚钱，高州会馆的经费是他们从每包米和槟榔里醵出铜钱若干，再补以其他来海南经商的高州人献捐的“香灯钱”。崖州天后宫后来也经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台山等地商人合资重修，再添一座“五邑会馆”，作为五县商人寓居安歇、招商贸易和祭祀拜神的场所。1989年，三亚市崖城镇还出土一个明代大铁砣，即当时商人起称槟榔的铁枰砣，上铸：“崖州天后宫槟榔码重一百角力”，使用50kg重的秤砣，可见崖州槟榔产量和贸易额之盛。

　　值得注意的是，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到一个估算数据：海南槟榔“岁售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十之七。”《广东新语》成书于康熙年间，如果这个数据属实，则说明海南槟榔的销路发生变向，从宋明两代主渠道在两广闽蜀，转而销往交趾（越南）、扶南（柬埔寨）。究其原因是：清代以后，两广闽蜀对槟榔的需求明显减少，而海南槟榔业却在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和产量，本地商人唯有寻找新市场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是海南槟榔业面对盛极而衰的形势所做的分销决策，也可以认为：经营者随机应变，转而开拓国际市场了。

　　通过考察海南槟榔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海南槟榔经济从宋代以至明清得以迅速的发展，这不是偶然的。宋代以后，槟榔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从平时防瘴治病的药材扩展为老百姓日常享用的嗜好品，甚至是象征身份的奢侈品，接而形成千家万户交际应酬的礼品，其市场容量和消费需求之广，是海南槟榔经济发展兴盛的根本原因。

　　(2)海南槟榔的种植、加工、包装、运输、销售等一系列生产经营，环环相扣，周转顺畅。同时岛内岛外密切配合，交通流通相得益彰。这是海南槟榔营销的成功之处，尤其值得后世借鉴。

　　(3)海南槟榔经营者为了适应消费者的不同口味及药用特性，在采摘、制作等环节形成了一套精细的加工技术，这对海南槟榔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农产品的深加工不但能使其保值、增值，还能使农民分工分业，又能刺激持续升级的消费需求，促进再生产的扩大和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

　　(4)宋元之后，海南槟榔在全岛各州县普遍种植且成林成园，形成一定的规槟经营，产量质量有保证，既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也能培育出名优商品，或发展为一个地区的支柱产业。黎族群众通过经营槟榔园参与市场竞争，其意义非同小可，黎族群众对海南槟榔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功不可没。

　　(5)海南槟榔经济从清代中后期走向衰退。其主要原因是封建社会经济衰落，民不聊生，再加上外国商品大量倾销，鸦片烟更首当其冲，与此同时，烟草种植和消费也在粤闽两地流行起来。作为嗜好替代品，香烟消费比之槟榔愈显时尚，造成嗜食槟榔者日趋减少。而槟榔作为药材仅为中成药的一味配方，其功能和需求量也逐渐弱化。如此看来，槟榔一旦消解其嗜好品的商品属性，还原其“槟门之郎”的双关称谓，那么，其终极价值将成为婀娜多姿的绿化树和岭南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文化符号了。